民國時期改造舊志的主張

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理論室副主任 邱新立

來源:中國方志網     |          |     發布日期: 2018-12-12     |     [      ]

近代以來,隨著中國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的轉型,方志編纂和理論研究也隨之變化。無論是修志的觀念和志書內容、門類,還是編纂方式等,都有了程度不等的改進和創新,體現了很強的時代性。但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辛亥革命結束了清政府的統治和兩千年的封建帝制,開辟了我國歷史的新紀元。但由于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與革命的不徹底性,使我國仍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因而近代方志從總體上說,即有突破封建主義的改良與創新,又不能完全擺脫封建的羈絆,故而形成了革新與因襲兼具、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修志觀并存的方志,表現了較大的局限性。

這一點,在當時編纂的志書的內容、體例等方面表現得尤其明顯。民國時期,各地大量修志,但良莠不齊,敷衍者多。有的仍因襲古代方志的舊體例;有的則新舊混雜,不古不今,體例混亂,且內容簡陋,記載簡單。如民國《閿鄉縣志》的纂修者韓嘉會一方面說:“顧國體既更,而專制時代之規例自不適用?!保?/span>1]但實際上該志體例仍是新舊雜陳。民國《賀縣志》因悉依省志所頒條例,取材又多照搬舊志,新的體例與舊有資料未能有機融合,從而使其體例編目互相抵牾,層次不清。如其卷帙既稱卷,又稱編,開卷即有“卷一地理志、輿圖志”,繼而又有“第一編地理……”等,內容與編目極其混亂[2]。民國《密縣志》也是在嘉慶志基礎上進行修補續訂,由于時代不同,新增設了以下數門:自治志,包括自治籌辦事務所、自治研究會,縣議事會,參事會、下級自治會、商會,以及苗圃、農事試驗場、清鄉守望社、保衛團、水利分會、公款局等。兵防志內設協防宅、塘汛、演武場、炮臺,警察、偵緝隊、警備隊、巡輯隊、保衛總團九目,此門新舊俱載,既有清代舊設武備狀況,又載新式地方治安武裝,較全面。實業志與兵防志同,其內容有承襲,有新增:設氣候,農時,物產,稻渠,煤礦,繭,麻紙,水力磨碾,陶器,工廠等目;從農業到手工業、機器工廠都有記載,全縣的生產狀況基本概括在內。財賦志易舊志田賦志名稱使之符合時代特點,其目名稱已改為戶口,國家歲入、歲出,地方歲入、歲出,自治歲入、歲出等大目;此門只載民國以來之事,不涉及清代。學校志雖仍襲用舊有名稱,但新增勸學所,教育會,縣視學辦公處,縣立高等小學,師范傳習所,教育講習科,教員,國民學校,女子學校,簡易識字學塾,農業實習所等與封建教育制度不同的新內容。其余仍沿襲舊志內容,尤其是人物,幾乎沒有什么變化。在新式繪法已很通行的情況下,該志所繪地圖仍是采用畫方計里法,顯得頗為陳舊。該志新增內容反映了時代的特點,編纂者的眼界已較過去擴大,但其不足之處仍很明顯,如財賦志不載各種雜項稅收,這是民國軍閥政府的一項重大附稅,在全國范圍內普遍推行,征收極重;另外有關郵政、教堂等的情況也不見涉及,均屬本書的缺陷。從總體上說,此志可說是新舊并陳,參互各得其半[3]。

再如民國《通許縣新志》,該志題曰新志,以示與舊志的區別,但有些部分名實難副。首先,體例一仍舊貫;其次,增設黨務、行政、風土、故實、方技五門,以及機關、大事記等三十一小目,以反映民國后的新事物。但新舊雜糅于一體,如卷首既有由河南陸軍測量學校畢業生田鵬遠用現代方法繪制的縣境圖等精確地圖,又保留星土一目;立方技門,意在提倡技術與藝術,然在美術、武術、醫術諸家之后,又列卜筮、星象諸家[4]。這說明在新舊轉型之際,盡管不少志書在內容、體例等方面,比古代方志有了較大的突破,但就總體情況而言,民國方志基本承襲封建時代方志的舊規,仍屬舊志范疇;加之不少志書迫于功令,倉促而成、敷衍塞責之作較多。如何使方志體例門類適應社會發展變化需要、反映時代新內容,民國時期的志家學者進行了探索實踐,提出了編纂新式志書的主張。

許多學者呼吁改革舊法,對舊志體例“務從革新,以破前此腐舊之老套”[5]。1917年,史學家鄧之誠發表了有影響的《省志今例發凡》,提出國體既變,省志體例必須改變的主張。有些學者還提出具體改革措施。民國十八年(1929年)時為浙江大學校長的蔣夢麟在向浙江省政府提議方志新體例及進行辦法方案時,認為新修的省志要以“現代之立場,以切用為目的”,其材料應包括:(l)側重現狀;(2)切于實用;(3)注重物質等方面。他認為省志稿出于前清遺老之手,內容及精神均不合現代之要求,便主張解散方志舊體,代之以新體,編輯年鑒、專門調查及省史三書[6],還對方志體例、內容、文辭等各個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朱士嘉也提出了其“新式的縣志”標準:第一,在能真實地把一縣的事物和盤托出;第二,在能表現地方性與時代性;第三,所擬的體例在能合乎一縣環境的需要,不守舊,不嗜奇[7]。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許多地方都因地制宜,在體例門類上進行了改進。如民國十七(1928年)年重修《澠池縣志》凡例云:“政體既變,志體宜更。民國七年(1918年),省令飭各縣,重修邑志,以昭劃一,特頒定例。分為輿地、職官、財政、民政、實業、教育、交通、軍制、藝文、金石、人物、祥異、大事記14門?!焙幽鲜「鶕兓说那闆r制定了統一體例,澠池縣志一遵省例,僅編次上作了些調整。同年,林學增在《同安縣志》中也指出,既然時代、國體變了,志書體例也應當隨之變化,原來仿正史體裁而作的“列傳”也就必須改變,因為“列傳以別于本紀也,既無帝王本紀,又安有所謂列傳。本此以紀載人物,亦庶幾準古酌今,兩無遺憾”[8]。為了改革方志舊體,一些學者還主張借鑒西方年鑒和社會學方法對中國傳統方志進行徹底改造。

年鑒是逐年出版的、以上一年度事物發展情況為主要內容的資料性工具書,十九世紀在歐美有較大的發展。年鑒傳入中國以后,引發了中國方志轉型的一場爭論。1929年,浙江大學校長蔣夢麟提出解散方志舊體,分編年鑒、專門調查、省史三書的建議,其年鑒門目分為:一、地理(省市縣圖、疆域沿革、行政區域、山脈、河流、氣候);二、地質礦物及動植物概論;三、戶口;四、民族(方言、風俗附);五、黨部組織;六、行政組織;七、治安(軍備、警察);八、教育;九、宗教;十、農業;十一、工業;十二、商業及金融;十三、交通;十四、財政;十五、建設;十六、民生(生活程度、職業分配、物價工資、財產之調查或估計及其與人口之比例、救濟)[9]。這個建議當時雖未付諸實行,但在方志界引起了關注。如萬國鼎認為:“年鑒及各種專門調查,各自為書,盡可并行不悖也?!敝劣凇安槐卦儆锌h志”的說法則“期期以為不可”。因為,“縣志所詳者,決非省志所能盡容。且二者各有其體裁,決非集合縣志可稱省志”[10]。瞿宣穎認為方志是地方之史,不能等同于年鑒,年鑒及專門調查是皆所以“備修史之史料”,是“地方史之長編”,二者是史與史料的關系[11]。但他提議在完成修志任務之后,“可以每年出一種年鑒,以記載流動的事實。其他的事也可以在這里附帶的補充修正,使其日異而月新”[12]。黎錦熙于1940年出版的《方志今議》一書中,也談到了他對方志與年鑒關系的看法,他認為蔣氏之議與章學誠“志立三書”說用意相仿,年鑒及專門調查的作用近似于“掌故”和“文征”,“特其目標一重在存史,一重在致用耳”。而他提出“廣四用”的主張中,其中之一就是年鑒,他認為年鑒是方志的“長編”,即方志之重要資料。有此“長編”,然后加上沿革考證,刪并其繁稱瑣錄,縣志的基礎便扎實了,所以“年鑒之用,仍須存于方志之中”[13]。其時,不僅學者們從理論上對志、鑒結合的問題進行了探討,一些地方已將其付諸實踐。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春,平南縣政府“適有匯刊二十八年各季施政報告之議”,鄭湘疇認為,“各季報告,系記辦理每事之片段原委,其文雖詳,而不能究事業整個之會通與成果,縱使匯為一編,亦僅見一年度之政事措施,而不能觀本縣文明演進之跡象”,因此“另定體裁,半仿志例,部居類別,分做兩編,匯為一書,名曰縣鑒”,作為縣志的替代品[14]。1935年,上海通志館年鑒編輯委員會編輯出版了《上海市年鑒》,也作了有益的探索。至20世紀80、90年代,隨著不少地方第一屆社會主義新方志的編纂出版,許多地方的修志機構開始編輯出版年鑒,此舉被譽為是“兩屆修志中間的最佳選擇”,但追根溯源,其開拓之功卻屬于民國志家學者。

19世紀末、20世紀,在西學東漸的潮流中,西方社會學理論也隨之傳入,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對志書編纂有巨大影響。其中的進化論思想極大地促進了近代志書編纂宗旨的改變,其時不少志書的內容就是用社會學的方法調查得來的,民國《徐溝縣志》的“人口”等門類的記述中就提到不少西方社會學說,如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受社會學理論的影響,方志的纂修已開始注意影響地方之各種因素,在傳統方志所注重的“人”、“事”、“地”、“物”等項,均賦予新的內容。此外,還有一些學者用社會學的方法來探討對方志的改造。如當時著名社會學家吳景超即以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為藍本,發表了《中國縣志的改造》一文[15]。吳氏在文中分析了地方志資料對改造中國社會的重要性,指出改造舊縣志的方法,從而編纂出切合實際具有實際價值的新縣志。他提倡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來改造中國的縣志。他對縣志改造的探討,是從資料的角度來談的。他認為研究中國社會,最大的困難就是缺少材料,而中國縣志的內容,則對社會情況記述不多。他認為縣志改造最困難的是編制各種統計表格。有了表格,再有受過社會科學訓練的人根據表格去調查各種社會事實,這樣經過周密調查的社會資料,便是編修一部具有實用價值縣志的重要基礎。而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查》共分十七章,一、地理,二、歷史,三、縣政府及其他地方團體,四、人口,五、教育,六、康健與衛生,七、農民生活費,八、鄉村娛樂,九、鄉村風俗與習慣,十、信仰,十一、賦稅,十二、縣財政,十三、農業,十四、工商業,十五、農村借貸,十六、災荒,十七、兵災。吳氏認為:“這才是我們需要的縣志,這真可以作別種縣志的模范?!?/span>

以社會調查代替方志雖僅僅是一種設想,但從西方引入年鑒或以社會學方法編寫地方概況,作為一種理論提出來卻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表明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過程中,人們已開始以新的視角來審視古老的中國方志,并力求尋找新的體型或體系[16]。由于歷史條件的局限,這種嘗試雖然在當時不可能實現,但正如列寧所說的:“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科學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睆倪@種意義上說,中國近代社會中方志學的發展狀況,表現了志家學者要求掙脫封建社會方志學的羈絆,吸取西方資產階級史學、社會學的觀點和方法及近代科學技術文明的成果,朝著新時代方向發展的強烈愿望,在中國方志學發展史上第一次展示出若干清新的風貌。歷史事實表明,方志學之所以在近代中國得到發展,既與學者的參加修志實踐、積累修志經驗密切相關,又同時代和社會的變革演進緊密相連。經驗的積累使學者們獲得了進行方志理論研究所必需的豐富材料和必備的經驗,而近代科學文化的傳播則增進了他們對新知識的了解,民主共和觀念的傳播更使他們對“民生休戚”和“民生實用”關心起來。這樣,面對時代的發展進步,他們才有可能經過苦心孤詣的研究探索,提出因應與創新之道,獲得方志編纂和理論研究的新成果。歷史不能割斷,這些新成果的取得,不僅推動了志書編纂與研究的近代化,而且還啟發了后來的修志工作,為社會主義新方志的變革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鑒戒以及歷史資料。

 

1]黃覺、李質毅修,韓嘉會纂:民國《閿鄉縣志》,韓嘉會序,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鉛印本。

2]韋冠英修,梁培、龍玉鈺纂:民國《賀縣志》,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鉛印本;轉引自《中國方志叢書》本,成文出版社(臺灣),民國六十五年(1976年)版。

3]汪忠修,呂林鐘、閻鳳舞纂:民國《密縣志》,民國十三年(1924年)鉛印本;又見劉永之、耿瑞玲編著:《河南地方志提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012月第l版,第8889頁。

4]張士杰修,侯昆禾纂:民國《通許縣新志》,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新豫印刷所鉛印本;又見劉永之、耿瑞玲編著:《河南地方志提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012月第l版,第193194頁。

5]陳鴻疇修,劉盼遂、張蔚藍纂:民國《長易縣志》,敘例,民國二十年(1931年)鉛印本。

6]蔣夢麟《續修浙江省志提案》,載《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第781號(1928年)。

7]朱士嘉《怎樣纂新式的縣志》,載《禹貢》第7l3期(1937年)。

8]民國《同安縣志》,林學增序,見《中國地方志集成·福建卷》。按本文所引《中國地方志集成》系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影印者。

9]蔣夢麟《續修浙江省志提案》,載《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第781號。

10]《方志體例偶識》,載《金陵學報》第52期(1935年)。

11]《志例叢話》,“通詮”,載《東方雜志》第31卷第1期(1934年)。

12]《讀李氏(泰)方志學》,載《禹貢》第36期(1935年)。

13]均見黎錦熙著:《方志今議》,載《方志學兩種》,岳麓書社,1983年版。

14]民國《平南縣鑒》,鄭湘疇序,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鉛印本。

15]吳景超《中國縣志的改造》,載《獨立評論》第60期(1933年)。

16]梁耀武《“新史學”的興起與方志學》,載《史學史研究》,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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